第2693章
花幼兰是管钱袋子的，哪里能不知道省里的家底，光是省投三百亿的本金都还没有用完呢，从银行拿个几十亿更没有问题。
实在不行，可以从省里那些直属企业里面挤出来点，谁还敢说个不。
什么叫省里的直属企业，这里就不得不介绍一个比较神秘的部门，叫国资委。
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连自己的生产自由权都没有，生产多少产品是计委给你下达的行政指令，需要多少原材料是计委划拨给你的，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计委划拨给相应的部门。
企业就是个生产工具，但是这样的机制，在一穷二白的时候容易管理，到了后期，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不仅是产品产量高了，产品的类型也多了，产业链也越来越长了。
计委也是人，仅靠人力根本管不过来，所以机制就越来越死板。
老苏在那个时候，是采用数理经济来执行的计划经济，用数字学和大型计算机来管理整体经济体制，对于企业，他们采取高度集权的方式，一个人说了算，靠繁琐的规章制度来管理，不发动群众的积极性，也不依赖群体的技术改革。
但是在这方面，华夏没有相应的数学家，也没有大型计算机，在企业管理上，采用老苏的管理方法也暴露出了很大问题，这个时候在基层的一家钢铁厂，有人提出了新的管理方法。
最后被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领导干部、职工群众和技术人员三结合。
这个方法进一步调动了工人和知识分子参与企业管理的积极性，不再片面依靠规章制度，而更加人性化，同时也尊重了每一个人。
这个方法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比较完善的企业管理的思想体系和管理模式，在东倭，发展成被称为“全面质量”和“团队合作”典范的丰田管理模式。
而在漂亮国，被称为“后福特主义”，改变了对福特式僵化、以垂直命令为核心的企业内分工理论。
而在国内，华通集团的管理被人称道，其实也是来源于这个管理方法。
所以体制也好，制度也好，没有万时不移的道理，必须得因地制宜，结合实际情况来发展，一味推崇某些制度或某些机制的，都是隔岸观花，不切实际。
但是等到了改开之后，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不仅僵化的企业不能适应当时的变化，就是对这些企业的管理，也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
在必须给予企业自主经营权的同时，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也不再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职能，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国资局。
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并没有彻底捋顺管理、监督和运营的关系，部分企业仍然在行使政府的管理职能。
所以又撤销了国资局，成立了大型企业工委，和人事部联署办公，其实主要就是管这些大型国企的人事工作，而资产和财务由财务部管理，企业的运营决策由相应的上级部门和政府管理。
但是这样的多头管理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混乱无比。
最终，又成立了专门的国资委，管人事的同时也管资产，权责统一在一块。
在这种情况下，归属于国资委管理的企业，就叫央企，除了央企之外，还有财政部管理的银行、保险和金融机构；以及烟草、邮政等特殊国企。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文化出版企业，就是由国家宣传部管理。
而地方国资委管理的企业，就属于省直属企业。
其它的一部分企业，虽然同样是财政出资，但管理权并不在国资委的，就不属于省直属企业。
至于那些厅局或地市下属的国有企业，他们的行政级别就更低了。
所以，副厅级国企至少也得有个几十亿的资金投入，最终达到上百亿的资产，被定义为省属大型国有企业时，一般都是正厅级了。
花幼兰就是告诉杨辰，放开了手脚，不要害怕，越是小心小胆的，越是不容易办成事。
但是当着柳道源的面，她不能这样说，因为不管由谁管理，投资的资金肯定是省财政出的。
杨辰可以自己把方案进一步优化，把整体规模扩大，把更多的内容包装进去，然后拿着去向领导建议。
这样的话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但是不一定能打动领导，乔伊云不是那种好大喜功的人。
但是刘心怀就不一定了，他刚来昌州，现在也算是稳住了阵脚，肯定会有所动作，而且动作小了，也对不起他省委一把手的身份。
这样的话就给杨辰制造了机会，省委一把手想干点什么，一般没有人敢拦着。
对于花幼兰的建议，杨辰没有明确的表示，等他回到省委宣传部后，等乔伊云办公室没人后，他进去老老实实地把在柳道源那里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乔伊云。
乔伊云先是奇怪地问道：“你跟柳省长还有这么好的关系？”
这个杨辰可没有跟他说过。
“当时步省长还在昌州的时候，带我见过柳省长几次。”杨辰不喜欢提起梁家，就只能用步海云为借口了。
乔伊云也没有多想，只是继续问道：“对于花省长的两个提议，你有什么想法？”
杨辰老老实实地说道：“我没有什么想法，听领导您的。”
端谁的饭碗服谁的管，杨辰在省委宣传部，就牢牢跟着乔伊云，听从乔伊云的安排，而不是自己去想走那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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