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41章 挑战
第二天一大早，戛纳的阳光还没完全晒热沙滩，舆论的硝烟就已经弥漫开来。
几乎所有主流的电影期刊和报纸，都用显眼的版面报道了昨晚那场疯狂的“高粱酒派对”。
但评价，却两极分化。
年轻的、先锋的媒体，用“东方的烈火点燃戛纳”之类的标题，对这种充满野性的公关方式大加赞赏，认为它打破了电影节一贯的沉闷和虚伪。
而那些老牌的、自诩为艺术捍卫者的权威媒体，则完全是另一副嘴脸。
其中，皮埃尔·杜邦主编的《电影手册》，最为刻薄。
他们刊登了一篇对日本导演Kurosawa Kenji的专访。
这位被誉为“黑泽明最后传人”的日本导演，在采访中，姿态摆得很高。
他先是彬彬有礼地赞扬了中国电影人的热情，然后话锋一转，矛头直指《红高粱》。
“我看过那部中国电影的预告片。”Kurosawa Kenji对着镜头，表情严肃地说，“色彩非常……浓烈。
像一幅用油彩泼出来的画。这或许很符合西方人对东方的猎奇想象。”
“但是，”他顿了顿，语气里带着一丝惋惜，“真正的东方美学，精髓在于‘空寂’与‘留白’。
是‘无’中生‘有’，是克制，是禅意。就像黑泽明大师的作品，每一个镜头都像一幅水墨画，意境深远。”
他虽然没有点名，但每一句话，都是在说《红高粱》艳俗、肤浅，缺乏艺术内涵。
更要命的是，评委之一的德国人克劳斯，在当天上午的一个公开论坛上，也公开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克劳斯是个严谨的德国学者，在欧洲电影理论界地位很高。
他在论坛上，盛赞日本电影对“禅意”的完美继承，认为这才是东方艺术走向世界的正确方式。
“艺术不是情绪的宣泄，而是理性的构建。伟大的作品，应该让人沉思，而不是让人激动。”
他这番话，被媒体解读为是对《红高GEO》的间接否定。
一个是有力的竞争对手，一个是手握生杀大权的评委。
两人一唱一和，瞬间在戛纳掀起了一股“唱衰《红高粱》”的风潮。
舆论开始转向，很多人都认为，《红高粱》虽然会是一匹黑马，但在艺术成就上，恐怕难以与《静寂之刃》这种充满“大师相”的作品抗衡。
酒店套房里，气氛压抑。
张谋子拿着几份报纸，手都在抖。
他一晚上没睡好，眼圈发黑，整个人都显得很憔悴。
“张总，他们……他们这是在指着鼻子骂我们土啊！”
张谋子把报纸拍在桌子上，情绪很激动。
“什么狗屁的‘空寂’、‘留白’！那是日本人的东西，凭什么要我们中国人也去学？”
“可……可他们说的也有点道理。”激动过后，张谋zizi又陷入了自我怀疑，他坐下来，点上一根烟，猛吸了一口。
“我们的片子，是不是真的……太满了？太冲了？那个色彩，那个音乐……是不是应该再收一收？显得更‘高级’一点？”
他看着张红旗，眼神里充满了挣扎。
作为一个创作者，最怕的就是被权威否定。
尤其是在戛纳这种地方，被一个评委和一个大师的传人联手批评，压力太大了。
他甚至动了念头，想连夜去机房，把电影的饱和度调低一点，把唢呐的声音压一压。
“收？”
张红旗看着他，笑了。
“为什么要收？”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楼下熙熙攘攘的人群。
“谋子，我问你，我们来戛纳是干嘛来了？”
“是来拿奖的。”张谋子下意识地回答。
“拿奖，只是结果，不是目的。”张红旗转过身，盯着他的眼睛。
“我们来，是来打架的！”
“是用我们的东西，去撞他们的东西！是用我们的审美，去挑战他们的审美！”
“你现在要把自己最锋利的刀磨钝了，去学他们用筷子吃饭，你觉得我们还有胜算吗？”
“他们说我们土，说我们野，说我们不高级。那就让他们说去！”
“我们就是要用这股他们看不起的‘土’劲儿，这股‘野’劲儿，把他们那套死气沉沉的‘高级’玩意儿，冲得七零八落！”
“记住，谋子，从我们决定拍《红高粱》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不是来迎合谁的我们是来制定规则的！”
张红旗的这番话，像一针强心剂，打进了张谋子的心里。
他眼里的迷茫和挣扎，慢慢退去，重新燃起了斗志。
“我明白了，张总。不改了！一个镜头都不改！就用这个版本，跟他们干！”
安抚住张谋子，张红旗立刻开始了他的下一步计划。
他没有去找媒体打口水仗，那是最低级的做法。
他让傅奇动用在欧洲的关系网，在最短的时间内，查清了那个德国评委克劳斯的所有底细。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克劳斯，慕尼黑大学艺术史博士，他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东方古典主义的静态美学研究——以日本能剧和茶道为例》。
“原来根子在这儿。”张红旗看着资料，心里有了底。
这个人不是被收买了，而是他的知识结构和审美体系，决定了他天生就欣赏不了《红高粱》这种充满动态和爆发力的东西。
要说服他，比登天还难。
但张红旗也没打算去说服他。
一个评委会有七八个人，搞不定一个，那就去搞定其他的。
他又让傅奇去查另外几个关键评委的资料。
很快，一个名字进入了他的视线。
伊莎贝尔，西班牙著名女导演，也是评委会里唯一一位重要的女性评委。
她的电影，以大胆的色彩运用、关注女性困境和充满激情而闻名。
她是一个坚定的女权主义者，也是一个色彩主义电影的狂热倡导者。
“找到了。”
张红旗的手指，在伊莎贝尔的名字上，轻轻敲了敲。
这就是他们的突破口。
下午，一场“非正式”的下午茶会，在卡尔顿酒店一个僻静的小花园里举行。
没有媒体，没有闪光灯。
张红旗通过一个法国文化界的朋友，只邀请了伊莎贝尔和另外两三位在戛纳很有影响力的女性影评人。
茶会上，张红旗绝口不提电影，不谈艺术，甚至不谈《红高粱》。
他把主场，完全交给了巩皇。
在李健群的精心设计下，巩皇没有穿任何华丽的礼服。
她就穿了一身很简单的质地很好的米白色棉麻套装，长发随意地披在肩上，脸上几乎没有化妆。
她整个人，看起来干净、素雅，但又透着一股子压不住的英气。
她就坐在那里，用她那还带着山东口音的不那么流利的英语，给那几位欧洲女性，讲故事。
她讲的不是剧本里的故事。
是她为了准备这个角色，在山东高密农村体验生活时，亲耳听到、亲眼看到的那些农村妇女的故事。
她讲一个叫“二嫚”的女人，丈夫死了，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白天在田里干活，晚上回家纺棉花，硬是靠着一双手，把三个孩子都供上了学。
她讲一个叫“巧珍”的姑娘，为了反抗父母安排的婚事，一个人跑到青岛的纺织厂打工，每个月给家里寄钱，她说“我的命，我自己说了算”。
她讲那些女人们，怎么在贫瘠的土地上，笑着，骂着，哭着，用最泼辣，最坚韧的方式，活下去，把自己的血脉，一代代传下去。
她的讲述，没有技巧，全是真情实感。
伊莎贝尔和那几位女评委，听得入了神。
她们从巩皇的讲述里，听到了国界和语言都无法阻挡的属于女性的共同的生命力量。
她们看着眼前这个高大的未经雕琢的像一棵白杨树一样的中国女演员，眼神里充满了欣赏和感动。
就在这时，张红旗才恰到好处地轻声补充了一句。
“伊莎贝尔女士，我们电影里的那片红色，其实不是高粱的颜色。”
“那是她们的血，是她们的生命，是她们燃烧自己的光和热。”
伊...贝尔的身体，微微一震。
她看向张红旗，眼神里多了一丝深意。
她明白了。
当天晚上，Kurosawa Kenji的电影《静寂之刃》举行了盛大的首映礼。
影片确实拍得非常精致，画面构图无可挑剔，充满了日本古典主义的美感。
放映结束后，获得了长时间的掌声。
克劳斯等传统派评委，在接受采访时，毫不掩饰对这部电影的赞美，称其为“真正的大师之作”。
一时间，《静寂之刃》成了金棕榈的头号热门。
面对对手的强势，张红旗这边，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看不懂的举动。
他没有去跟人争论什么美学高下，而是通过一个相熟的法新社记者，对外“泄露”了一个消息。
“《红高粱》剧组，为了追求最真实的红色，在中国山东，花费数百万美元，开辟了上千亩高粱地专门为电影种植高粱。”
这个新闻点，太他妈劲爆了！
为了一个背景，去种一千亩地？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财力？
这个“为艺术不计成本”的疯狂举动，瞬间引爆了媒体！
所有人的关注点，立刻从“东方美学之争”，转移到了“中国剧组的惊人壮举”上。
无数记者开始疯狂地想要采访张红旗和张谋子，探究这背后的故事。
张红旗成功地用一个更具话题性的事件，转移了舆论焦点。
他把一场关于艺术的辩论，变成了一场关于实力的展示。
你们有禅意，有留白。
老子有地！有高粱！有钱！
就是这么简单粗暴。
然而，就在《红高粱》正式放映的前一天晚上，意外发生了。
张谋子下榻的酒店房间，被人撬了。
丢失的不是钱，不是护照。
而是他从不离身的一个黑色的帆布包。
包里，装着他密密麻麻写满了笔记的最终版剪辑手稿，和一份以防万一的电影备用拷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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