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2章 他宁可带着秘密‘烂在肚子里

戴志强电话里传来的消息，让林卫国在深夜的办公室里，感受到了另一种更深沉的震动。

何文山开口了。

不仅承认了“园丁”身份，还交代了通过张振华的影响力为违规项目开绿灯的情况，甚至要求见更高级别领导，声称有关于张振华“更重要的情况”。

这意味着，调查的矛头，已经无法避免地指向了那位正在医院里、德高望重的老部长。无论最终张振华本人涉入有多深，何文山的供词都将在政治上掀起巨大的波澜。

“何处长，郑组长那边……”林卫国定了定神，问道。

“郑组长已经知道了。他命令严格封锁何文山最新供词的内容，仅限于核心审讯组知晓。同时，他已经向部党组主要领导和相关部门首长做了紧急口头汇报。”戴志强的声音带着彻夜未眠的干涩，但条理清晰，“郑组长指示，同意何文山的要求。他将亲自来大同，与周副局长一起，听取何文山的当面汇报。”

郑组长亲自来！

这不仅是重视，更意味着案件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攻坚和定性阶段。林卫国能想象到北京方面此刻的凝重气氛。

“我这边需要做什么？”林卫国立刻问。

“稳住分局，一如既往。”戴志强强调，“郑组长来大同的消息要绝对保密，仅限于你我知道。他也不会公开露面，所有接触都在安全点进行。你的任务还是确保分局这个‘后方’在任何情况下都稳定、有序，不给调查工作增添任何变数。另外，对李成栋、谭明远那边可能的新动向，保持最高警惕。何文山开口，他们很可能通过别的渠道感知到压力变化。”

“明白。”林卫国感到肩上的责任沉甸甸的。分局的稳定，此刻是调查工作最重要的基础之一。

“还有，”戴志强停顿了一下，声音压低，“何文山交代的那个单线联络人，我们已经部署监控。是一条隐藏得很深的线，表面上与铁路系统毫无关联，是个做进出口贸易的港商。八十年代初就经常往来内地，主要通过广州、深圳活动。何文山通过参加广交会的机会与他建立联系，利用技术交流的名义传递信息。这个人，我们正在布控，准备适时收网。”

港商……进出口贸易……这确实比王启明继父那种老旧电台联络点更隐蔽，也更具时代特征。改革开放初期，人员往来复杂，监管存在盲区，被利用不足为奇。

“这个港商，和张老那边……”林卫国试探着问。

“何文山目前的供词里，还没有直接证据显示张老与这个港商有接触。但他暗示，有些通过张老影响力促成的项目，最终的部分‘技术消化’和‘后续服务’，是由与这个港商有关联的公司承接的。这里面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或者洗钱通道，需要进一步查证。”戴志强解释道，“这也是郑组长必须亲自来听汇报的原因之一。牵扯面太广，定性需要极度慎重。”

情况确实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凶险。林卫国结束通话，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窗外的夜色浓重，分局大院寂静无声，但他仿佛能听到远方传来的、越来越近的惊雷。

第二天，一切如常。

林卫国主持召开了一个关于春季线路防洪准备的会议，要求各段站提前排查隐患，储备物资。会上，他语气平稳，布置工作条理清晰，没有人察觉到他内心的波澜。

下午，他特意去了一趟电务段，检查通讯设备的防雷设施。电务段长老韩陪着他，一路介绍情况。路过一台老式的载波电话机时，林卫国随口问起这类老旧设备更新换代的进度。

老韩叹了口气：“林书记，不瞒您说，更旧的早该换了。但有些设备，当年引进的时候花了外汇，技术也算先进，用着还行，加上更新资金紧张，就一直拖着。像这台，还是七九年那批进来的，核心部件坏了都没处配去，只能拆东墙补西墙。”

七九年……

又是这个敏感的时间点。林卫国心中一动，面上不动声色：“这批设备当时的引进，分局里谁比较熟悉？”

老韩想了想：“当时马局长主抓，具体技术谈判和落地，主要是王启明总工负责。哦，对了，部里当时也来了专家指导，好像……信息技术局也派人参与了，毕竟是通讯设备嘛。具体哪位专家，年头久了，记不清了。”

部里信息技术局……

何文山当时就在那里。林卫国点了点头，没有继续追问，转而叮嘱了几句设备维护安全注意事项。

回到办公室，他仔细回忆老韩的话。何文山以部里专家身份参与早期项目，顺理成章。这或许是他与大同分局产生最早交集的契机之一，也为后来发展赵德顺、影响王启明埋下了伏笔。

傍晚时分，保密电话响了。是戴志强。

“卫国，郑组长和周副局长已经抵达，在安全点。晚上八点，他们听取何文山汇报。郑组长指示，你可以旁听，但不发言，只听。结束后，郑组长可能要见你。”

“是，我准时到。”林卫国知道，这将是他第一次直接面对部里调查组的最高负责人，也是第一次旁听何文山这种级别涉案人员的核心供述。他必须做好准备。

晚上七点五十，林卫国乘车悄悄来到郊外农机厂的安全点。

警戒比之前更加森严。他被直接引到指挥室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这里可以通过单向玻璃看到隔壁的审讯室，也能听到声音。

八点整，郑组长和周副局长在戴志强的陪同下，走进了审讯室。

郑组长依旧穿着朴素的中山装，面容清癯，表情平静。

周副局长脸色严肃。何文山已经被带到了审讯室，他看起来比前几天更加憔悴，头发凌乱，眼镜后面的眼神失去了之前的冷傲，只剩下一种灰败和复杂交织的神情。

没有多余的寒暄。

郑组长在主位坐下，目光平静地看向何文山：“何文山同志，我是部里派到大同的联合调查组组长郑新民。听说你有重要情况要向组织汇报。现在，你可以讲了。要实事求是。”

何文山抬起头，看着郑组长，又看了看周副局长和戴志强，嘴唇哆嗦了一下，哑着嗓子开口：“郑组长，周局长，戴组长……我……我有罪。我辜负了组织的培养，利用了党和人民给我的知识和权力，做了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

他的开场白是程式化的忏悔，但接下来，他讲述的内容却让旁听的林卫国屏住了呼吸。

何文山详细讲述了他如何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利用参与技术引进项目评审、出国考察的机会，被境外情报人员以“学术交流”、“资料共享”为名拉拢，最初是提供一些非核心的技术资料，后来在对方许诺帮助其子出国深造、提供“研究经费”等条件下，越陷越深，开始有选择地提供带有密级的信息。

他承认了自己“园丁”的代号，承认了通过赵德顺传递指令、协调“断尾”，承认了利用技术权威身份影响王启明等人，也承认了通过那个港商渠道与境外传递情报和接收指令。

讲到关键处，他提到了张振华。

“张老……张振华部长，他对我一直很赏识，在技术路线上很支持我。”何文山的声音低了下去，“有些项目，我知道不符合规定，或者技术风险很大，但为了……为了个人和某些关系的利益，我会在向张老汇报时，刻意强调其‘战略意义’和‘创新性’，淡化风险。张老信任我，在很多情况下，会给予支持，或者在审批时……打个招呼，行个方便。”

他举了两个例子，都是大同分局问题项目的前期关键审批节点。何文山承认，他利用张振华的信任和影响力，为这些项目扫清了部分制度障碍。

“但是，”何文山猛地抬头，眼神里闪过一丝挣扎，“我必须向组织说明，我从未向张老透露过我与境外的关系，也没有直接要求他为我做违法的事情。他……他可能只是出于对技术发展的急切心情，或者被我们这些人营造的假象蒙蔽了。那些项目的最终腐败和泄密，是我的责任，是马保国、王启明他们的责任。”

他在竭力将张振华的责任限定在“失察”和“被利用”的范围内，试图切割。

郑组长一直静静地听着，此时缓缓开口：“何文山，你说你从未向张振华同志透露过你与境外的关系。那么，你通过他的影响力促成的那些项目，最终产生的某些‘技术合作’和‘后续服务’，流向了与那个港商有关的公司，这一点，张振华同志是否知情？或者，他是否从中获得了任何形式的利益？”

这个问题直指核心，也是区分“失察”与“共谋”甚至“利益交换”的关键。

何文山脸色白了白，低下头，沉默了足有一分钟，才艰涩地说：“我……我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张老知情，或者获得了利益。那些公司的背景很复杂，层层转包，表面上看是正常的商业合作。但是……但是有一次，那个港商私下跟我说过，有些关系需要‘打点’，‘上面的香要烧到’。他暗示，有些钱……是作为‘咨询费’或者‘赞助费’，流向了某些与项目推动有关的……‘相关人士’设立的基金会或研究机构。具体……具体到张老个人，我不清楚。”

他没有肯定，但也没有完全否认，留下了一个模糊而危险的影子。

郑组长没有继续追问这一点，转而问了几个关于那个港商的具体联络方式、交接手法、以及何文山自己保留的证据等问题。何文山一一回答，比之前审讯时配合了很多。

汇报持续了近两个小时。结束时，何文山显得筋疲力尽，几乎瘫在椅子上。

郑组长站起身，对戴志强说：“做好笔录，让他签字。加强看管。”然后，他看了一眼单向玻璃的方向，对周副局长低声说了一句什么，便转身离开了审讯室。

几分钟后，林卫国被工作人员请到了安全点内另一个安静的小房间。郑组长和周副局长已经在里面。

“林卫国同志，坐。”郑组长指了指椅子，态度平和。

“郑组长，周局长。”林卫国恭敬地坐下，腰背挺直。

郑组长打量了他一下，开口问道：“刚才何文山的汇报，你都听到了。有什么想法？”

林卫国知道这不是闲聊，是考校，也是了解一线干部的看法。他谨慎地思考了几秒，回答道：“郑组长，周局长，何文山的供词，基本印证了我们前期调查的方向，也提供了更清晰的脉络。特别是关于他如何利用技术权威身份和上级信任，影响项目审批、发展下线、并与境外联络的部分，逻辑上是连贯的。至于涉及张振华老部长的情况……我认为，何文山在尽力切割，但有些关联恐怕难以彻底撇清，尤其是‘咨询费’、‘赞助费’流向不明这个问题，需要彻查。”

他没有夸大，也没有回避，基于听到的内容给出了客观分析。

郑组长微微颔首，看不出满意与否，继续问：“如果你是调查组的负责人，面对现在的情况，下一步重点应该放在哪里？”

这个问题更直接。林卫国深吸一口气，答道：“第一，立即对何文山供出的那个港商实施控制，获取直接证据，切断这条境外联络渠道，并查清资金流向。第二，依据何文山提供的线索，彻底核查他所提及的、可能存在问题或异常资金往来的‘基金会’、‘研究机构’。第三，对张振华老部长，在严格遵守组织程序和医疗允许的前提下，进行必要的、审慎的询问或情况了解，澄清疑点。第四，加快对大同分局内部涉案人员的审理，固定全部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同时，确保分局整体稳定。”

他条理清晰地列出了四个方向，既有对外追击，也有对内深挖，既有对关键人物的审慎处理，也有对基层局面的稳控考虑。

周副局长看了郑组长一眼，点了点头。郑组长的脸上露出一丝极淡的、几乎看不出的赞许神色。

“思路是清晰的。”郑组长缓缓说道，“何文山开口，是重大突破，但也意味着斗争进入了更复杂、更困难的阶段。涉及老同志，涉及历史问题，涉及境外势力，每一点都需要慎之又慎，但也不能畏首畏尾。证据，是唯一的标尺。”

他看着林卫国：“你们大同分局，是这场斗争的发源地，也是风暴眼。你作为分局的主要领导，身处一线，感受最直接。接下来，无论调查指向哪里，无论外面有什么风雨，分局这个阵地，必须牢牢守住。生产不能乱，队伍不能散，人心不能浮。这是你的责任，也是对调查工作最大的支持。”

“是，郑组长。我保证，大同分局党委一定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确保稳定。”林卫国肃然应道。

“好。”郑组长站起身，“今天就到这里。志强同志会跟你保持联系。记住，今晚听到的一切，严格保密。”

“明白。”

离开安全点，坐在返回分局的车上，林卫国的内心并未轻松。郑组长的话言犹在耳，何文山供词中那些模糊的阴影更让人心头沉重。张振华的身影，虽然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却仿佛一个巨大的漩涡，吸附着无数的秘密和压力。

车子驶入市区，夜色阑珊。林卫国让周大勇直接开回分局办公楼。他想再去办公室待一会儿，理理思绪。

刚走进办公楼大门，值班室的老杨就迎了出来，脸上带着些紧张：“林书记，您可回来了。刚才戴组长那边来电话，说有急事，让您回来务必立刻联系他。”

林卫国心里一紧，快步上楼，用保密电话拨通了戴志强的号码。

电话几乎是被瞬间接起的，戴志强的声音传来，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凝重和急迫：

“卫国，出事了。我们安排在广州监控那个港商的小组汇报，目标在今晚一次例行外出后失踪，疑似提前察觉，潜逃了。几乎同时，北京方面传来消息，张振华老部长的病情……出现‘反复’，医疗专家组正在抢救。还有……”

他顿了一下，声音更沉：

“赵德顺在监房里闹起来了，吵着要立刻见你，说是有关于何文山和‘上面’的极端重要情况，必须当面告诉你，否则……他宁可带着秘密‘烂在肚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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