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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章 归期杳杳


日脚一天天过去,广州方向的消息,像石沉大海。

陈玲每日清早起来,头一桩事情,就是到弄堂口去等。

天还没亮透,她就起床了。轻手轻脚地穿衣,轻手轻脚地开门,生怕吵醒隔壁屋里睡着的宝根。灶披间的门吱呀一声推开,她走到弄堂口,在那棵落光了叶子的梧桐树下站定,望着外头的马路。

马路上,黄包车一辆接一辆地过去。卖豆浆的挑子冒着热气,从她身边经过,熟悉的香味飘过来。报童挥着刚到的报纸,尖着嗓子喊:“《申报》《新闻报》!要看新闻伐!”买菜的主妇拎着篮子,匆匆走过,边走边议论今朝的菜价。

陈玲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她的眼睛,望着每一辆从东边过来的黄包车。望着每一个背着包袱、风尘仆仆的行人。望着每一个可能带来消息的身影。

可那些身影,一个一个走近,又一个一个走远。

没有一个是周家明。

天大亮了,她才慢慢走回弄堂里。灶披间的门开着,姆妈已经在忙活了。锅里的粥咕嘟咕嘟冒着热气,香味飘出来,钻进鼻子里。

李秀珍看见女儿进来,心里头一酸。

那张脸,又白了几分。眼眶底下那两团青黑,比前几日更深了。嘴唇干干的,起了一层皮,一看就是夜里头又没睡好。

“阿玲,来,吃碗粥。”李秀珍盛了一碗,搁在桌边,“今朝煮的是新米,香得来。”

陈玲走过来,坐下,端起碗,低头喝了一口。

“好吃伐?”李秀珍问。

陈玲点点头:“好吃。”

她又喝了一口,然后放下碗,望着窗外。

窗外,还是那棵光秃秃的梧桐树,还是那条人来人往的弄堂。可她要等的人,还没来。

李秀珍望着女儿,嘴唇动了动,想说点什么,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说啥呢?

说“莫急,会回来的”?说了半个月了。说“再等等,信在路上”?也说了半个月了。说“广州那边乱,寄信慢”?还是说了半个月了。

这些话,阿玲听了半个月,耳朵都要起茧子了。可伊等的那个人,还是没回来。

李秀珍转身,从灶台上端过一碗烤毛豆。那是昨夜里头,她一颗一颗剥出来的,剥了半日,剥了满满一碗。

“阿玲,吃点毛豆。新毛豆,嫩得很。”

陈玲低头看了看那碗毛豆,碧绿生青的,油光光的。她拈起一粒,放进嘴里,慢慢嚼着。

嚼着嚼着,眼泪又下来了。

她赶紧别过头,用袖子擦掉。可擦完,又有新的涌出来。

李秀珍看见了。她没吭声,只是走过去,把手轻轻搭在女儿肩上。

那手,粗糙的,温暖的,微微地抖着。

陈玲没回头。她只是低着头,望着那碗粥,望着那碗毛豆,望着桌上那些热气腾腾的吃食。姆妈这些日子,变着法子做好吃的。今朝煮新米粥,明朝蒸桂花糕,后日烧红烧肉。灶披间的香味,一天比一天浓。可她的胃口,一天比一天差。

不是不想吃。是吃不下。

每一口饭咽下去,都会想起那个人。想起他背着包袱走出弄堂口的背影。想起他回头朝她挥手时的笑容。想起他说“到了就来信”时,那双认真的眼睛。

半个月了。

一封信也没有。

他到底到广州了伐?接到家栋了伐?路上太平伐?有没有碰上东洋人的飞机?有没有——

她不敢往下想。

李秀珍站在女儿身边,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轻轻叹了口气。

那天傍晚,陈醒回来得比平时早些。

她推开灶披间的门,看见姆妈正在灶台边忙活。锅里的红烧肉咕嘟咕嘟冒着泡,香气浓得化不开。宝根蹲在炭炉边烤山芋,小脸被火烤得红扑扑的。

“阿姐回来啦!”宝根抬起头,咧嘴一笑,“阿妈烧了红烧肉!香得来!”

陈醒摸摸他的头,走到灶台边。

“姆妈,我来。”

李秀珍让开一步,在旁边望着女儿翻炒。锅里那几块五花肉,肥瘦相间的,煸得金黄金黄的,滋滋冒着油。

陈醒一边炒,一边低声问:

“姆妈,大姐呢?”

李秀珍朝里间努努嘴。

“躺着呢。今朝在弄堂口站了半日,回来就躺下了。午饭也没吃几口。”

陈醒沉默了几秒。

“我托人去打听了,”她说,“沈嘉敏那边有路子,认识几个从广州逃难过来的。伊讲帮我去问问,看有没有姐夫的消息。”

李秀珍抬起头,望着女儿。

那双眼睛里,有担忧,也有感激。

“醒醒,辛苦侬了。”

陈醒摇摇头。

“姆妈,一家人,讲啥辛苦。”

她顿了顿,压低声音:

“姆妈,这些日子,侬多陪陪大姐。伊心里头苦,又不敢讲出来。”

李秀珍点点头。

“我晓得的。”

第二天,陈醒请了半天假,去了一趟报社。

沈嘉敏正在里头间忙活,桌上堆满了稿子。看见陈醒进来,她抬起头,眼睛一亮:

“阿醒!侬哪能来了?”

陈醒在她对面坐下。

“嘉敏,上回托侬打听的事体,有消息伐?”

沈嘉敏放下手里的笔,叹了口气。

“阿醒,我正要寻侬呢。这几日我跑了好几趟,找了几个从广州逃过来的难民,还托了报社里跑码头的同事打听。可——”她摇摇头,“没消息。姐夫那班船,‘新宁号’,十月二十号从上海出发的。可十月二十一号,广州就沦陷了。那几日码头上乱成一锅粥,逃难的人挤得水泄不通,船能不能靠岸,靠了岸能不能下来人,下来人能不能找到地方住——啥人也不晓得。”

陈醒听着,心一点一点往下沉。

“有没有——出事的消息?”她问,声音压得很低。

沈嘉敏摇摇头。

“没得。那几日翻了的船、炸沉的船,名单都查过了。没有‘新宁号’。”

陈醒沉默了几秒。

“那——再等等?”

沈嘉敏点点头。

“再等等。也许伊在路上耽搁了。也许伊带着弟弟,走得慢。也许——也许伊在等船回来。”

她伸出手,握住陈醒的手。

“阿醒,莫急。姐夫是个聪明人,会照顾好自己的。”

陈醒点点头。

从报社出来,天已经擦黑了。

她沿着霞飞路慢慢走,心里头像压着一块石头。

姐夫。广州。家栋。

那些她从前只在报纸上读到的消息,如今变成了家里实实在在的等待。变成大姐每天站在弄堂口的身影。变成姆妈变着法子做的好吃的。变成饭桌上那些沉默的、咽不下去的饭。

她走到弄堂口,停下来,回头望了一眼。

暮色里,霞飞路的灯火一盏一盏亮起来。那些暖黄色的光,映在梧桐树光秃秃的枝桠上,映在来来往往的行人身上。

她想起沈嘉敏的话。

“再等等。”

她点点头,转身走进弄堂里。

日子照常过。

十一月十日。十一月十二日。十一月十五日。

陈醒照常上班,照常做账,照常听王姐絮絮叨叨讲菜市里的行情。周世昌还是那样,端着茶杯从她桌边走过,笑眯眯地问一句“陈小姐辛苦了”。她淡淡地应着,心里头那根弦,却一直绷得紧紧的。

那张纸条,沈泽楷收到了。

她从那日后沈泽楷的沉默里,能感觉到。

可他没有任何动作。没有找周世昌对质,没有在公司里露出任何异常。一切如常。

她晓得,这是对的。现在不是惊动的辰光。可她也晓得,那条蛇,还在那里。还在盯着沈泽楷,盯着她,盯着那些它想盯的人。

十一月十八日,礼拜五。

那日下午,陈醒正在整理三季度的最后一批单据。翻到共荣商行的账目时,她的手忽然停住了。

货运方向。

八月:武汉方向七批,九江方向五批,安庆方向三批。

九月:武汉方向两批,九江方向四批,安庆方向四批。

十月——

十月,共荣商行的货运方向,忽然变了。

长沙。衡阳。

那些“机械零件”,那些保费畸高的“工业原料”,一船一船,从上海出发,往长沙、衡阳去。

陈醒盯着那几行字,心跳快了一拍。

她翻开九月的数据,一笔一笔比对。九月下旬开始,往长沙方向的货就开始增加了。到了十月,已经占了总量的一半以上。

长沙。衡阳。

那是日军下一步的进攻方向。

她想起上个月自己总结的那个规律:货物集中在哪个城市,一个月后,那个城市就会成为日军的主攻方向。

九、十月货物集中在长沙、衡阳——

那么十一月、十二月——

她的手,微微抖了抖。

她抬起头,望了望四周。王姐在泡茶,何美芳在描眉毛,朱先生闷头做账,周世昌不在座位上。

她低下头,飞快地翻出纸笔,把关键数据抄下来。日期,货物品名,数量,目的地,付款方——一笔一笔,清清楚楚。

抄完,她把那张纸折成小方块,塞进贴身衣袋里。

胡为兴还在静默。

可这消息,不能等。

那天傍晚,陈醒绕了个大圈,去了那条僻静的小弄堂。

四下无人。暮色已经暗下来了,弄堂里黑漆漆的,只有远处一盏路灯,昏黄昏黄的。她走到那堵墙前头,伸手进去摸了摸。

空的。

她把那张叠好的小方块塞进去,用指头往里推了推。然后她转身就走,没有回头看一眼。

走出那条弄堂,走进外头的暮色里,她深吸一口气。

心还在跳。

不是因为怕。是因为——这条消息,也许能救很多人。

第二天,十一月十九号。

陈醒照常上班。一上午心神不宁,账对错了两笔,又重新做。王姐笑她:“陈小姐今朝哪能了?魂丢啦?”

她笑笑,说没事体,昨夜里没睡好。

午饭后,她请了个假,说去买点东西。

从公司出来,她绕到那条小弄堂,伸手进去摸了摸。

这一次,空的里头,多了一样东西。

她飞快地把那张叠成小方块的纸塞进袖口,转身就走。

走到一条僻静的巷子里,她才展开来看。

上头只有一行字:

“情报有用。已提醒长沙方面注意物资疏散。继续静默。切记。”

是胡为兴的笔迹。

陈醒把那行字看了两遍,然后把纸撕成细碎的碎片,一片一片丢进路边的阴沟里。

情报有用。

她站在那里,望着那些碎片漂在水面上,慢慢沉下去,慢慢消失在黑暗里。

心里头,有什么东西,轻轻落了下来。

十一月二十日。

那天下班前,陈醒整理最后一批单据时,又发现了一笔异常。

不是货运方向。是钱。

一笔巨额汇款。三十二万块。

收款方:香港某公司,名叫“裕华贸易行”。

付款方:共荣商行。

备注栏里只有四个字:“特别经费。”

三十二万。

那是多大一笔钱?够买一幢花园洋房,够开三家铺子,够几百户人家吃一年。

香港。

裕华贸易行。

“特别经费”。

陈醒盯着那几行字,脑海里头飞快地转着。

香港。英国人的地盘。东洋人打不过去。那里是情报中转站,是资金洗白的地方,是各种势力交汇的漩涡。

“特别经费”——给啥人的?做啥用的?

她想起上个月,胡为兴讲过的那些话。汪精卫派人赴日谈判。账本里那些异常的汇款。那些“学术交流经费”。

她心里头,隐隐约约有了一个猜测。

可她没有证据。

她把那笔记录抄下来,折好,塞进贴身衣袋里。

走出公司大门时,天已经黑了。

十一月的夜风,凉飕飕的,吹在脸上,像刀子刮。她拢了拢外套,沿着江西中路往东走。走到外滩,她在江边站了一会儿。

黄浦江对岸,虹口那边,灯火稀稀落落。东洋人的探照灯,还在扫过夜空,白惨惨的,像一根根巨大的手指。

她想起那些账目。那些“机械零件”。那些保费畸高的“工业原料”。那些往长沙、衡阳去的货船。

还有那笔三十二万的“特别经费”。

这些事体,像一张网,越织越大,越织越密。她站在这张网的最边缘,只能看见一小部分。可那一小部分,已经让她心惊肉跳。

她深吸一口气,转身离开。

回到仁安里,已经快八点了。

灶披间的灯亮着,青烟袅袅地升起来。她推开门,一股暖意扑面而来。

姆妈在灶台边忙活,锅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宝根趴在桌边写字,一笔一画,写得认真。大姐坐在窗边,低着头,手里握着针线,在缝一件旧衣裳。

一切如常。

可她知道,有些事体,不一样了。

晚饭时,一家人围坐在桌边。姆妈做了红烧肉、炒青菜、豆腐汤,还有一碟烤毛豆。菜比平时多,香味比平时浓。

可大姐还是吃得很少。

她扒了两口饭,夹了一筷青菜,就放下碗,说吃饱了。

姆妈望着她,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可最后还是没开口。

宝根抬起头,望着大姐。

“大姐,侬不吃肉啦?阿妈烧的红烧肉,香得来!”

陈玲勉强笑了笑。

“宝根吃。大姐不饿。”

宝根愣了愣,然后低头继续扒饭。

陈醒坐在旁边,望着大姐。

那张脸,比前几日又瘦了一圈。颧骨凸出来了,眼窝陷下去了,嘴唇干干的,一点血色都没有。那件旧衣裳,她缝了又缝,补了又补,可缝着缝着,手里的针就停了,眼睛望着窗外,一望就是半日。

她晓得大姐在想啥。

姐夫。家栋。广州。

那些她每天都在想的事情。

她放下碗,轻轻叫了一声:

“大姐。”

陈玲转过头,望着她。

陈醒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说“再等等”,说“会回来的”,说“嘉敏在帮忙打听”。可这些话说出来,有用吗?大姐听了半个月了,姐夫还是没回来。

她沉默了几秒,然后从碗里夹了一块最大的红烧肉,放进大姐碗里。

“大姐,”她说,“吃块肉。迭个是姆妈烧的,顶好吃。”

陈玲低头望着那块肉,油光光的,红彤彤的,冒着热气。

她望着望着,眼眶忽然红了。

她赶紧别过头,用手背擦了擦眼睛。

“阿醒,”她轻声说,声音哑哑的,“谢谢侬。”

她夹起那块肉,放进嘴里,慢慢嚼着。

嚼着嚼着,眼泪还是下来了。

可她没有再擦。就那么让它流着,流进嘴里,混着那块肉的滋味,一起咽下去。

李秀珍在旁边,低着头,望着碗里的饭,一口一口,慢慢吃着。

宝根不晓得发生了啥,只是看看大姐,看看阿妈,又看看阿姐。然后他低下头,继续扒他的饭。

陈大栓一直没吭声。可他夹菜的动作,比平时慢了许多。

饭后,陈醒帮着姆妈收拾碗筷。

李秀珍站在水斗边洗碗,忽然压低声音说:

“醒醒,阿玲这样下去,不行。”

陈醒点点头。

“姆妈,我晓得的。嘉敏那边还在打听。再等等。”

李秀珍沉默了几秒。

“醒醒,”她说,声音压得更低,“侬老实告诉我,姐夫他——会不会——”

她没说下去。

可陈醒晓得她要问啥。

会不会出事了?会不会回不来了?会不会——

陈醒摇摇头。

“姆妈,我不晓得。可嘉敏讲了,那班船没翻,没炸沉。姐夫是大人了,会照顾好自己的。也许——也许伊在路上耽搁了。也许伊带着家栋,走得慢。也许——也许明日后日,伊就回来了。”

李秀珍望着女儿,望着那张越来越陌生的脸。

那双眼睛,静静的,沉沉的,像秋天的深潭。可那深潭里头,有一种东西,是她看得懂的。

是相信。

是相信那个人会回来的相信。

她点点头,没再问。

那天夜里,陈醒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

宝根在旁边睡着了,呼吸均匀。隔壁大姐的屋里,没有声音。

她想起白天看见的那笔汇款。三十二万。“特别经费”。

那些钱,现在在哪里?在香港那家“裕华贸易行”的账上?还是已经转到了别的地方?转给了啥人?

她想起胡为兴的话:“继续静默。切记。”

她不能动。

只能等。

等胡为兴的下一个指令。等那条蛇露出七寸。等那些暗流,自己涌上来。

窗外,夜色如墨。

远处,海关大楼的钟声隐隐传来,十点了。

她翻了个身,把被子往上拉了拉。

闭上眼睛之前,她心里头浮起一个念头:

姐夫,侬到底在哪里?

第二日清晨。

陈玲照例早起,照例走到弄堂口,在那棵光秃秃的梧桐树下站定。

天还没亮透,雾气蒙蒙的。马路上人还少,只有几辆黄包车慢慢驶过。卖豆浆的挑子,还是那个老位置,热气腾腾的香味飘过来。

她站在那里,望着每一辆从东边过来的车,望着每一个背着包袱的行人。

望着望着,眼泪又下来了。

她没擦。就那么让它流着。

忽然,雾里头,有一个人影慢慢走近。

背着包袱,走得很慢,一瘸一拐的。

她盯着那个人影,心砰砰地跳起来。

近了,近了,更近了——

那张脸,从雾里浮现出来。

瘦得脱了形,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深陷下去。嘴唇干裂,胡子拉碴,身上那件短褂,脏得看不出颜色。

可那双眼睛,是那双眼睛。

是她的家明。

周家明站在那里,望着她。怀里,紧紧护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家栋。

两个人,都活着。

陈玲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她望着那个人,望着那张脸,望着那件脏得不成样子的短褂,望着他怀里那个睁着大眼睛的男孩。

然后她冲进雾里,一把抱住他。

没有声音。

只是抱着。

眼泪流下来,流在他肩膀上,流在他胸口,流在他紧紧护着家栋的那只手上。

周家明站在那里,一只手抱着家栋,一只手轻轻拍着她的背。

“阿玲,”他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我回来了。”

陈玲抱着他,哭得像个孩子。

家栋在哥哥怀里,睁着大眼睛,望着这个陌生的女人,不晓得发生了啥。

雾渐渐散了。

阳光从云缝里透出来,落在弄堂口,落在那棵光秃秃的梧桐树上,落在这三个紧紧抱在一起的人身上。

远处,卖豆浆的挑子还在冒着热气。报童挥着报纸跑过,尖着嗓子喊:“《申报》《新闻报》!要看新闻伐!”

一切如常。

可这一刻,对陈玲来说,天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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