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二章 远行

腊月二十九，公历二月五日，除夕。

日子过得昏天暗地，炮火声里，谁还掰着手指头算农历？直到清早，弄堂里不知哪家阿婆，颤巍巍在水斗边淘米时，望着铅灰的天，哑着嗓子叹了一句：“今朝……是年三十夜了啘。”这话像颗小石子，投进了一潭死到极处的死水里，漾开一圈极其微弱的、带着年节气味的涟漪。

是啊，过年了。哪怕天塌下来，老祖宗传下的这个“年”，总还在人心里头占着一小块地方，带着点顽固的、近乎本能的热乎气。

陈家亭子间里，李秀珍一早起来，脸色比前几日活泛了些。她翻出那个装“紧要物事”的旧包袱，解开，里面是前些日子咬牙囤下的、平日舍不得动的好东西：一小块肥瘦相间的咸肉，几条风干得硬邦邦的小黄鱼，一把黑木耳，几颗红枣，还有小半袋自家晒的萝卜干。她盯着这些东西看了许久，手指轻轻抚过咸肉暗红色的纹理，忽然下了决心般，对正在帮忙生火的陈醒和大丫说：“今朝年夜饭，阿拉……好好过。”

说是“好好过”，在如今的光景下，已是极尽所能。李秀珍拿出了压箱底的手艺。她是山东人，早年逃荒南下，在上海落了脚，嫁了苏州男人，口味早被同化了大半，但骨子里那点北地的扎实与浓烈，总在要紧关头透出来。

年夜饭摆上那张吱呀作响的方桌时，竟也有了几分难得的丰盛气象。

一碗浓油赤酱的本帮熏鱼，是上海味道，鱼是托孙志成从黑市淘换来的不大不小的草鱼，炸得酥脆，浸在滚热的酱汁里，甜中带咸，咸里透鲜。一碟四喜烤麸，烤麸吸饱了汤汁，木耳、黄花菜、花生米点缀其间，是弄堂里过年必备的冷盘。

母亲的山东魂，在另外两道菜上醒了过来。一大海碗白菜猪肉炖粉条，用的是肥厚的山东大白菜帮子，和咸肉一起炖得烂熟，透明的粉条吸足了肉汤的精华，稠稠的一大碗，热气腾腾，看着就踏实顶饿。还有一小叠金黄的煎饼，是李秀珍用最后一点白面掺了玉米面，在锅上慢慢烙出来的，薄而韧，卷上切成细丝的葱白，抹一点点珍贵的面酱，咬下去，是北地麦香混合着葱的辛辣，是她记忆里老家的年味。

当然，少不了那一小锅熬得米粒开花、稠得能立住筷子的白粥。米是互助会匀来的好米，今晚舍得放开量下锅。

小弟宝根被抱在特意擦净的竹制高脚椅里，围着新换的、打着补丁却洗得干净的围嘴，乌溜溜的眼睛看着满桌的菜，小手挥舞着，咿咿呀呀地叫，嘴角亮晶晶的。孩子不懂战争，不懂恐惧，只晓得眼前有好吃食，有家人，便是欢喜。

陈大栓看着这一桌子来之不易的饭菜，喉结动了动，没说话，先拿起筷子，夹了一块最厚的熏鱼肚子肉，放到李秀珍碗里，又给大丫和陈醒各夹了一筷子烤麸。轮到坐在角落、脸色依旧有些苍白的陈铁生时，他顿了顿，夹了一大筷子炖得烂烂的白菜和粉条，连着两片油亮的咸肉，堆到他碗里。

“吃。”就一个字，硬邦邦的。

陈铁生看着碗里堆尖的菜，眼圈几不可察地红了一下，低低应了声：“嗯。”

一家人围坐，昏黄的灯光下，热气氤氲，食物的香气暂时驱散了空气里无所不在的硝烟味和恐慌。大家默默地吃，起初还有些拘谨，渐渐地，咀嚼声、碗筷轻微的碰撞声，交织出一种劫后余生般的、温暖的节奏。

陈醒小口喝着粥，就着脆生生的萝卜干，目光扫过家人。父亲咀嚼得很慢，很用力，仿佛要把这一顿的踏实都嚼碎了咽下去。母亲不时给小弟喂一点碾碎的鱼肉，眼神温柔。大姐吃得小心，但脸上有了点血色。大哥吃得最多，似乎想用食物尽快补充流失的体力，只是眉头微锁，眼神不时飘向黑黢黢的窗外。

这顿年夜饭，没有往年的喧闹，没有鞭炮，没有祝福，甚至带着一种心照不宣的、小心翼翼的珍惜。但正是这份在巨大阴影下顽强亮起的一点暖意，比任何热闹都更戳人心窝。

饭吃到一半，陈铁生忽然放下筷子，抬起头，看向父亲，声音有些干涩，却很清晰：“爹，娘，我……我想明朝出去一趟。”

饭桌上瞬间静了。

李秀珍手里的勺子“当”一声磕在碗边。陈大栓咀嚼的动作停住，腮帮子鼓着，缓缓抬起头，盯住儿子。大丫紧张地看向父亲，又看看大哥。

“出去？去哪里？”陈大栓的声音压得很低，像闷雷前的乌云。

“有点……事情。”陈铁生避开父亲的目光，“躺了这些天，骨头都僵了。出去透透气，也……看看有没有能搭把手的地方。”

“搭把手？”陈大栓冷笑一声，那笑容里没有温度，只有压抑的怒火和后怕，“你还想去哪里搭把手？闸北？吴淞？嫌上次伤得不够重？嫌你娘眼泪流得不够多？！”

“爹！”陈铁生也抬高了声音，随即又克制住，“我不是去前线！我就是……在租界里头，看看有没有伤兵医院要人帮忙，或者……难民安置点……”

“租界里头就太平了？那些巡捕、那些便衣队（指日伪特务），眼睛不是瞎的！”陈大栓“啪”地放下筷子，胸膛起伏，“铁生，你老实跟我讲，你上次受伤，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这趟出去，到底是要做啥？！”

父子俩的目光在空中碰撞，一个愤怒而恐惧，一个固执而急切。空气再次绷紧。

李秀珍的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她看看丈夫，又看看儿子，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

陈醒静静地看着这场面。她知道，大哥去意已决。那眼神里的东西，不是一个只想“透透气”或“帮忙”的人该有的。那是一种更深切的焦灼，一种被某种信念或责任驱使的急切。她想起父亲接回来的韩先生和小田，想起大哥带回来的那些传单，想起他偶尔提及的“同学”、“朋友”。

“爹，”陈醒忽然开口，声音不大，却让剑拔弩张的气氛微微一顿。她转向大哥，目光清澈，“哥，你要出去，我们拦不住。但你要答应爹娘，也答应我，万事当心。看到势头不对，掉头就走，不要逞强。”她顿了顿，看着大哥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的青山，就是我们一家人。”

陈铁生看着妹妹那双过于沉静、仿佛能看透一切的眼睛，心头一震。他张了张嘴，最终，郑重地点了点头：“我晓得。”

陈大栓看着女儿，又看看儿子，那股横亘在胸口的怒气与恐惧，像被戳破的气球，一点点泄了下去，只剩下深深的无力与担忧。他重新拿起筷子，夹了一箸菜，塞进嘴里，用力嚼着，含糊道：“……随你。自家机灵点。再弄一身伤回来……我……我腿给你打断！”最后那句威胁，说得咬牙切齿，却透着虚张声势的狼狈和深藏的关切。

这顿年夜饭的后半程，在一种微妙的、各怀心事的沉默中结束。

深夜，等家人都歇下后，陈醒轻手轻脚地走到大哥暂时栖身的里间门口。陈铁生还没睡，靠墙坐着，就着窗外一点微光，看着自己的手掌，不知在想什么。

“哥。”陈醒轻声唤道。

陈铁生抬头，有些意外：“醒子？还没睡？”

陈醒走进去，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沉甸甸的布包，塞到他手里。

陈铁生打开，里面是十枚擦得干干净净的银元，在微弱的光线下泛着柔和的、沉实的光泽。他愣住了：“这……醒子，你哪能来格许多银元？我不能要，你自家留着……”

“哥，”陈醒打断他，声音压得极低，却异常清晰，“这不是银元，是命。”她看着大哥惊愕的眼睛，“我晓得，你在做要紧事体。我不问，也不懂。但你要记牢，做任何事体，先要保住自家格命。这十个银元，弗是让你享受格，是让你到紧要关头，能买一张船票，能换一顿饱饭，能请郎中看一次伤，能……让自家有一条退路。”

她向前微微倾身，目光灼灼：“哥，阿拉是一家人。娘，爹，大姐，小弟，还有我，我们都在等你平安回来。你做事体再要紧，也要想想，要是你没了，阿拉哪能办？娘会哭瞎眼，爹会垮掉，这个家……就真的撒了。”

陈铁生握着那包还带着妹妹体温的银元，手指收紧，指节发白。他看着妹妹年轻却无比严肃的脸，胸腔里那股一直燃烧的、急于奔赴什么的火焰，仿佛被浇上了一瓢冰水，刺啦作响，却并未熄灭，反而沉淀出一种更沉重、更清醒的热度。他喉结滚动，半晌，才沙哑地吐出几个字：“……我晓得了。醒子，谢谢依。”他将布包紧紧攥在手心，贴在心口的位置，“为了你们，我会保重自己。”

陈醒点了点头，没再多说，转身轻轻带上了门。

门外，她靠在冰凉的板壁上，长长地、无声地吐出一口气。她能做的，只有这些了。乱世如沸鼎，个人似蝼蚁，但蝼蚁也有蝼蚁的牵挂和守护。

接下来的两日，时局消息依旧纷乱。二月八日，刘先生带来的“消息纸”上，用更潦草也更沉重的笔迹写道：“……东洋援军续至，攻势更猛……闻东京震怒，天皇下敕，二次增兵上海……吴淞、江湾，恐有恶战……”每一个字，都像重锤，砸得人心往下沉。

大哥陈铁生还是走了。是在二月七日，天还没亮透的时候。他没惊动父母，只对守夜写稿的陈醒点了点头，背上一个不起眼的小包袱，里面除了换洗衣物，就是那十个银元和一些干粮。他脚步还有些虚浮，但背脊挺直，消失在楼梯拐角的晨雾里，像一滴水汇入了外面汹涌而未知的暗流。

家里似乎又空了一块。李秀珍发呆的时候多了，常常抱着小弟，望着大哥空出来的地铺方向，眼神空洞。陈大栓出去拉活更勤，也更沉默，回来时总是带着一身疲惫和更深沉的忧虑。

陈醒则把自己更深地埋进了稿纸里。除夕那晚的温暖与离别，互助会里每日发生的细微互助与人性微光，刘春心那双偶尔流露悲凉却依旧挺直的肩膀，父亲沉默的背负，母亲坚韧的操持……所有这些鲜活的、带着泪与笑的碎片，在她笔下汇聚、流淌。

《孤岛浮生》的第一个故事，竟一气呵成。写的是仁安里三楼几户人家，在炮火连天、物价飞涨的绝境中，如何从最初的疏离、猜忌，到因为一口米、一捆柴、一次危急时的挺身而出，而慢慢结成一个小小的、温暖的“求生同盟”。

故事里没有英雄，只有为生病孩子省下一口粥的母亲，有为掩护邻居而巧妙周旋的“不体面”女人，有沉默寡言却总在关键时刻出力的车夫，也有在恐惧中依旧努力维持体面、最终学会放下面子的太太……都是小人物，都是求生的本能，却在冰冷的时代洪流中，碰撞出了人性最质朴也最动人的光华。

写完最后一个字，放下笔，陈醒感到一种奇异的疲惫与满足。这篇文章，与她以往写的童话、美食随笔都不同，它更沉重，更真实，也仿佛更贴近她此刻跳动的心脏。她忽然很想念沈伯安老师。

如果他在，一定能看出文章里的生涩与不足，也能给她最需要的指点与肯定。他会用那双睿智而温和的眼睛看着稿纸，然后说：“陈醒，这里可以再收一点……那里，情绪可以再推一步……”  可是，沈先生在哪里呢？

几乎在同一时刻，远在千里之外，黄土高原凛冽的寒风中，一行风尘仆仆的人，正艰难地跋涉在蜿蜒的山道上。

沈伯安裹着一件半旧的灰布棉袍，头上戴着北方农民常见的毡帽，脸上沾满尘土，嘴唇干裂。他身边是十几个同样装束、神色疲惫却目光灼灼的男女，多是教师、记者、作家，来自上海、北平、武汉等地。他们已经走了快半个月。

离开上海是在一月底，淞沪战火初燃之时。他们通过秘密渠道接到通知，去一个“能真正看清中国未来、找到救亡道路的地方”。行程极其艰险。先乘渔船偷渡出吴淞口，在海上颠簸数日，躲过日军舰艇巡查，在苏北一处荒滩上岸。然后便是漫长的陆路，昼伏夜出，绕过日占区和国民党严控区，穿过无数个村庄，依靠地下交通站同志的接应，一步步向西北挪动。

这一路，沈伯安见识了比上海租界更真实、更广阔的中国。破碎的村庄，流离的百姓，荒芜的土地，还有那些在绝望中依然坚韧生存、甚至暗中支持他们北上的朴实农人。他也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有一种力量，像地火一样，在这些最贫瘠的土地下运行、聚集。

他们睡过破庙、草垛、老乡家的炕头（往往挤得转不开身）。吃过冻硬的黑面馍，喝过带冰碴的河水。遇到过地方民团的盘查，也目睹过小股溃兵抢劫的惨状。有一次，为了避开关卡，他们在齐腰深的冰冷河水里蹚了半夜，上岸后，好几个同行者发起了高烧，全靠随身带的草药和互相搀扶挺了过来。

支撑他们的，是心中那个越来越清晰的目标，以及沿途听到的、关于那片黄土高原上的新气象的零星传说。

二月八日前后，他们终于渡过黄河，进入了陕北地界。天地越发苍凉雄浑，扑面而来的风像刀子，带着浓重的土腥味。但沈伯安的心，却奇异地安定下来，甚至生出一股朝圣般的激动。

这天傍晚，他们在一处背风的山坳里歇脚，等待来接应的向导。沈伯安靠着一块冰冷的岩石，从贴身的衣袋里，摸出一个小笔记本，就着最后的天光，用铅笔头艰难地写着什么。不是在写文章，而是在记录沿途见闻，思考。他想起上海，想起租界里那些还在彷徨、挣扎、或醉生梦死的熟人，也想起那个眼神清澈、笔下日益有力量的女孩，陈醒。

“不知她此刻如何？”沈伯安望着东南方沉入暮霭的群山，默默想着，“是否安全？笔是否还在写？若她能见到此地景象，见到这些人……”他想象着陈醒若在这里，会用怎样的笔触，描写这苍茫的黄土，描写这些衣衫褴褛却目光坚定的人们。他的嘴角，不自觉地泛起一丝极淡的、带着期许的笑意。

向导来了，是个黝黑精瘦的当地汉子，话不多，眼神却亮得惊人。他低声说了句什么，指了指前方隐约在暮色中显出轮廓的、一座宝塔的影子。

所有人都精神一振。那就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了。沈伯安收起笔记本，深吸了一口冰冷而自由的空气，迈开冻得有些麻木的双腿，跟上了向导的脚步。前方，灯火虽微弱，却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充满艰险却也充满希望的开始。

他的路，陈醒的路，这个国家的路，都在这沉沉的夜幕与初露的微光中，蜿蜒向前，各自艰难，却又似乎终将在某个历史的岔口，交汇于同一片光明的原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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