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2章 东南亚事件
五月,雨季前的西贡,闷热得像蒸笼。柏油路面被晒得发软,踩上去能留下浅浅的脚印。
堤岸区——西贡的唐人街,街道狭窄,店铺林立。招牌上写着汉字,空气里飘着潮州卤水的香味,还有竹蔗水的清甜。
但五月二十一日,一切都变了。
上午九点,税警队的卡车冲进街道,轮胎碾过积水,溅起泥水。越南税警跳下车,穿着黑色制服,手里拿着警棍和步枪,像一群扑向羊群的狼。
“查税!所有人双手抱头!”
潮州商人陈伯清的米行里,税警队长阮文雄——阮文绍的侄子,一脚踹翻了柜台。算盘珠子滚得满地都是,沾了灰尘。
“账本!全部拿出来!”
陈伯清颤抖着捧出账本,手指上沾着米糠:“长官,我们都是合法经营,按时纳税……”
阮文雄看都不看,把账本摔在他脸上。纸页划破了陈伯清的额头,血珠渗出来,混着汗水往下流。
“合法?我怀疑你偷税漏税!罚款五千皮阿斯特!现在交!”
五千皮阿斯特,相当于米行三个月的利润。陈伯清脸色惨白,嘴唇哆嗦:“长官,这……这太多了……”
“多?”阮文雄冷笑,一挥手,“搜!”
税警们冲进后仓,把一袋袋大米扛出来,扔上卡车。麻袋的粗粝摩擦声,混着税警的哄笑,在米行里回荡。
陈伯清扑上去阻拦,被一枪托砸在脸上。鼻血横流,溅在米袋上,像绽开的红梅。
“抢劫!你们这是抢劫!”陈伯清的儿子,十八岁的陈阿大,从里屋冲出来,嘶吼着。
阮文雄转身,拔出配枪,对准陈阿大的额头。
“抢劫?”他扣下扳机。
“咔哒——”空枪。但他笑了,把枪口顶在陈阿大太阳穴上:“再说一句,下一发就是实的。”
陈阿大的脸瞬间惨白,喉咙里发出压抑的呜咽。
同样的场景,在堤岸区每条街上演。布庄的丝绸被扯碎,金铺的首饰被抢走,当铺的当票被烧光。税警拿着盖了章的空罚单,塞给潮州人:“罚款交了,滚!”
而真正的噩梦,下午才开始。
一群越南青年,拿着砍刀、木棍、铁链,冲进街道。他们脸上涂着锅底灰,像一群失控的野兽。
“打!打这些民国人!”
“陈树坤在广州杀法国人,我们就杀这里的民国人!”
一个老妇被推倒在地,几个青年围着她踢,踩她的手指,踩她的脸。老妇惨叫着,用潮州话喊“救命”,但没人理她。她的儿子冲出来,被一刀砍在背上,血喷出来,溅在“仁济堂”的招牌上,红得刺眼。
警察就在街口看着,抽烟,聊天,偶尔吹声口哨。直到有人喊“警察来了”,暴徒才一哄而散。
警察慢悠悠走过来,吹响哨子。他们扶起老妇——然后给她戴上手铐。
“非法集会,扰乱治安,带走。”
“是她被打!她是受害者!”有路人用越南语喊。
警察瞪过去:“你也是同伙?”路人立刻闭嘴,低头走开。
这一天,堤岸区三百多家店铺被砸,五十多人被打伤,十五人被抓。而真正的恐怖,才刚刚开始。
五月二十二日,报纸头版头条:“民~妓女传播梅毒,已有百名越南青年感染”。
五月二十三日,广播里循环播放:“民~米商囤积居奇,导致米价暴涨,越南儿童饿死街头”。
五月二十四日,街头开始流传手抄的“华人暴动计划”:五月三十日,全印度支那民人同时起事,杀光法国人、越南人,建立“民人共和国”。
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越南人开始拒绝和民人做生意,甚至往民人店铺门口扔垃圾。
五月十五日,西贡殖民政府颁布《外侨特别管制令》:所有民人不得在晚八点后出门,不得三人以上聚集,不得经营米行、金铺、银行等“关键行业”,已经营者必须在三日内“转让”给越南人或法国人,违者没收财产,驱逐出境。
五月二十六日,第一起强奸案发生。三个越南暴徒闯进一家民人裁缝店,当着店主的面,~~(不让写)了他十六岁的女儿。裁缝拿起剪刀反抗,被乱刀砍死。女孩从二楼跳下,当场摔死。警察来的时候,只拖走了尸体,说“自杀”。
五月二十七日,堤岸区的民人开始逃亡。但火车站、码头,都被警察和暴徒封锁。
“想走?可以。每人交一百皮阿斯特离境税。”
“我没有那么多钱……”
“那就在这等着。”
等着什么?没人说。但所有人都知道。
五月二十八日,阮文绍在广播里发表演讲:“越南同胞们,民人是我们苦难的根源。他们吸干了我们的血,现在还要响应陈树坤,杀光我们!我们能忍吗?”
“不能!”广播下,聚集的暴徒高喊,声音像潮水一样淹没了堤岸区。
“那怎么办?”
“杀!杀光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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